3.5 问问题的新方法

传统的调差是封闭，无聊，与生活分离的。现在我们可以用更开放，更有趣，与生活结合更紧密的方式问问题。

整体性调查误差框架倾向于将调查型研究分为两个步骤：招募调查对象和对他们进行访谈。在 3.4 节中，我介绍了数字时代是怎样改变我们招募调查对象的方式的。现在我将介绍数字时代为研究者提供了那些问问题的新方法。这些方法既可以用在概率抽样，也可以用在非概率抽样中。

调查的「mode」（模式）是指提问的环境，这对衡量指标有重要的影响（Couper 2011）。在第一代调查型研究中，最常见的模式是面对面，在第二代中，是电话。有些研究者认为第三代调查型研究将模式扩展到了电脑和手机。然而，数字时代并不仅仅改变了提问和收集回答的方式。相反的，从模拟时代转向数字时代，需要研究者对提问的方式进行改变。

Micheal Schober 及其同事的研究 （2015）显示，从传统的提问方式，调整为更适合数字时代通讯系统的提问方式，有很多优势。在他们的研究中，Schober 及其同事对比了不同的通过手机进行提的方式。他们比较了从第二代方法中搬运过来的方法——有声的对话数据，与鲜有使用的方法——通过短信进行微型访谈的文本数据。他们发现使用短信沟通的微访谈比对话访谈的数据质量更高。也就是说，将就方法简单的搬运到新媒介上并不会得到质量最好的数据。相反的，通过仔细的思考手机的能力和新的社会规范，Schober 及其同事发展出了更好的提问方式，可以得到更高质量的数据。

对于调查的模式，研究者可以有很多纬度来考量。但我认为，对数字时代的调查模式来说，最重要的特征是，这些调查是「compter-administered」（计算机管理）的，而不是像电话或面对面访谈那种「interviewer-administered」（面试官管理）的。将面试官这个认为因素从数据收集中剥离出来，带来的大量的优势和一丢丢弊端。就优势而言，移除面试官可以减少「social desirability bias」（社会期许误差），这是指调查对象倾向于以最好的方式展现他们自己。比例如，对非法服用药物等为人不齿的行为的统计会偏低，对参加选举投票等社会鼓励的行为的统计会偏高（Kreuter, Presser, and Tourangeau 2008）。移除面试官同事可以消除「interviewer effects」（采访者效应），这是指受访对象倾向于以微妙的方式被人类面试官的特征所影响（West and Blom 2016）。除了以各种潜在的方式提升准确性，移除面试官还极大的减少了成本，调查型研究中最大的成本之一——访谈时间。而且，由于受访对象可以在任何他们想要的时间，而不是面试官有空的时间参加访谈，大大提高了灵活性。然而，移除面试官同样带来了一些挑战。具体的来说，面试官可以为受访者创建一个和谐的环境，来增加参与度，澄清有歧义的问题，帮吃受访者参与到一个冗长无聊的问卷问答中（Garbarski, Schaeffer, and Dykema 2016）。因此，从面试官管理的调查模式切换到计算机管理的调查模式，同时带来了机遇与挑战。

下面，我将介绍两个方法，展示研究者是如何从数字时代的工具中获得优势的。在 3.5.1 节，我将介绍通过「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」（生态学的瞬间评估）在更适当的时间和地点衡量内在状态。在 3.5.2 节，介绍通过「wiki surveys」来结合结合开放式与封闭式问卷的优势。然而，在向计算机管理的调查转变时，无处不在的问卷意味着，我们需要设计一种对被访者更有趣的提问方式，这个过程有时称为「gamification」（游戏化），我将在 3.5.3 节进行介绍。